“当代贝多芬”,怀着悲悯记录苦难

2020-04-22 来源:未知 责任编辑:-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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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问题加载中,请稍候。 若长时间无响应,请刷新本页面作者:唐若甫为逝去的生命谱写挽歌潘德列茨基出生于波兰,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幼年的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6岁时,他参加作曲大赛,比赛规定每人只能报一部作品,潘德列茨基以不同的笔名报了3部作品,结果这些作品全都获奖。

   1960年,潘德列茨基为遭受原子弹袭击而遇难的日本广岛、长崎居民创作了《广岛受难者挽歌》。 这是一部为52件弦乐而作、演奏时长不足9分钟的作品。 弓弦之间简短急促的拉锯,发出尖锐刺耳的音响,再现广岛核爆的惨烈场面,其特殊的风格和手法对于表现战争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这部简短精悍的作品开启了潘德列茨基作为世界一流作曲家的职业生涯,它与理查·施特劳斯的《变形》、本杰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一道被公认为纪念灾难的音乐杰作。

   在1967年为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死难者创作的合唱作品《末日经》中,作曲家的创造力再度升华,他用声乐兼圣乐体裁追思逝者。 在此后的《波兰安魂曲》中,潘德列茨基再度为战争中逝去的生命谱写挽歌。 从《广岛受难者挽歌》《末日经》到《波兰安魂曲》,充分展现出他在苦难面前对全人类的悲悯。

   中国有不少媒体将潘德列茨基称为“当代贝多芬”,而他的中国好友和乐迷则亲切地称他为“老潘”。 前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高度凝练,后者则是对他为人亲善的认可。

   “当代贝多芬”的称呼可以追溯到2000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时任音乐节总监的余隆以“当代贝多芬”称呼潘德列茨基,后经媒体报道引作标题广为流传。 当时,作曲家正准备在北京指挥他的《第七交响曲》(耶路撒冷的七道门),这是一部为耶路撒冷建城3000年所写、需400人演出的庞大作品。 管风琴、合唱团与乐队的交相辉映,成就了此作的亚洲首演。 “老潘”的中国情结上述这些知名作品并不是潘德列茨基在中国享有昵称“老潘”的主要原因。 纵观作曲界,享有此番“荣誉”的作曲家可谓凤毛麟角,扛鼎人物是“老柴”和“老肖”。

   柴可夫斯基及肖斯塔科维奇的芭蕾舞音乐、钢琴作品、歌剧及交响曲旋律优美,情感饱满,共鸣强烈,加上俄罗斯与中国互邻,故而为两人赢得昵称。

   潘德列茨基作为一位现代作曲家,为何能够突出重围获得“老潘”的昵称呢?潘德列茨基非常喜爱中国文化。 他的《第六交响曲》取名“中国诗歌”,《第八交响曲》标题为“无常之歌”,是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10周年而作。 从1998年起,潘德列茨基与中国的缘分持续了20余年,他多次以指挥家的身份造访中国,并担任过中国爱乐乐团的客座首席指挥。 1998年10月,他首次造访中国,应指挥家余隆之邀在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出自己的作品。 他出任了该音乐节的荣誉艺术顾问,并获得了音乐节颁发的“年度艺术家大奖”。

   2000年,潘德列茨基出任当时全新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客座指挥,正式揭开了其与中国音乐界的不解之缘。

   作为“老潘”在中国的引路人,指挥家余隆不遗余力地拓展作曲家在中国的登台机会。

   “老潘”曾与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和杭州爱乐乐团密切合作,还带领波兰乐团数度访华巡演。 上世纪末,潘德列茨基的妻子潘德雷茨卡创办了贝多芬协会并主办华沙贝多芬音乐节。 这一音乐节曾于2010年邀请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进行访问演出。

   2018年10月,“老潘”携著名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与华沙交响乐团访华演出。 今年4月24日,上海交响乐团原本计划举办一场音乐会,由潘德列茨基指挥他的《广岛受难者挽歌》,令许多乐迷十分期待,可惜作曲家如今已驾鹤西去。

   2005年1月,笔者曾在上海见过潘德列茨基,那是他首次来沪演出,指挥广州交响乐团在东方艺术中心献演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等作品,此后在法国戛纳和北京又与他有所交集。 在笔者印象中,他大腹便便,胡须花白,夫人潘德雷茨卡每每都相伴左右,将丈夫的形象和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先锋回归浪漫在现代作曲家中少有人具有像潘德列茨基这样的亲和力和知名度,这份亲和力不仅来自他与人的相处之道,更来自他的音乐语汇。 潘德列茨基的创作类型多样、体裁广泛,覆盖歌剧、艺术歌曲、宗教音乐等,其中最成体系和规模的,是他的8部交响曲。 从1973年创作《第一交响曲》到2017年补全《第六交响曲》,横跨作曲家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 论艺术地位,这8部交响曲固然无法与贝多芬的交响曲相提并论,但这种如贝多芬般坚持写作连续编号的交响曲的耐力在当下已不多见。

   潘德列茨基是贝多芬交响乐的虔诚信徒。

   和贝多芬一样,他的音乐语汇也随着时间推进而变化,但与贝多芬从古典主义出发开启通往浪漫主义的大门相反,潘德列茨基的艺术是从先锋回归浪漫的过程,这种回归在音乐发展的长河中属于“逆流”。

   在他身上能够同时找到作曲巨擘皮埃尔·布列兹和音色大师亨利·蒂迪耶的身影,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潘德列茨基并没有执着于走先锋路线,而是顺势而为。

   在他的《第一交响曲》中尚可听出上世纪60年代他所惯用的先锋派创作技法,也就是那种强调音响效果重于旋律线条的表现主义特质。

   而在2008年创作《第八交响曲》时,他已毫无保留地投入了新浪漫主义的怀抱,用大编制的管弦乐团和饱满的声乐向马勒致敬。

   有批评者认为,潘德列茨基为追名逐利而放弃了自己原本信奉的先锋派。

   对此,作曲家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实验音乐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走到了尽头,它更具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是一条死胡同,而回归浪漫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晚年的潘德列茨基在这两种体系中齐头并进。 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交响曲是杀青于2017年的《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乐曲尝试了两种语汇的交融,正如作曲家在作品介绍中所表述的:“我花了数十年寻找与探索新的音响。 与此同时,我也钻研前辈于不同年代所用的曲式、风格与和声。 我坚持同时运用这两个原则……我今天的创作就是一种合成。

   ”《第六交响曲》是潘德列茨基对华夏文明的致敬。 前三个乐章于2008年写完,而后5个乐章直到2017年才补全。

   作曲家在交响乐队里融入了二胡,还有男中音的演唱,意境像极了马勒的《大地之歌》。

   唱词来自李白、杜甫、李清照、张若虚等人的古典诗作,由汉斯·贝特格译成德语。 一共八个乐章的庞大体量和室内乐编制的乐队规模,意在返璞归真,恍惚着离愁别绪的情愫。

   横跨严肃与商业音乐让潘德列茨基意想不到的是,真正让他名扬四海的,恰是他早期对全新音响的探索,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为弦乐而作的《多重人格》等作品均属此类。 那些采用先锋技法写就的“刺耳”作品在心理氛围的捕捉上呈现出一流的效果,使其被电影业尤其是惊悚片和恐怖片看好。 作曲家就此开启了大银幕上的“第二战场”,接连为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闪灵》、威廉·弗莱德金的《驱魔人》和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等知名影片配乐。 独特的音乐风格还吸引了一批通俗文化受众的关注。 摇滚乐队“收音机头”的吉他手强尼·格林伍德就被潘德列茨基的音乐深深吸引,两人于2011年开展了一系列现场合作。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办的一场音乐会里,出现了9000名年轻观众既对着吉他手的摇滚乐摇头晃脑,又对着潘德列茨基的现代乐抓耳挠腮的“奇景”。

   为电影配乐,与摇滚明星同台,潘德列茨基因此成为业界少有的横跨严肃音乐和商业音乐的“奇才”,而这也是他备受人们尊崇的原因之一。 他一年中有1/3时间都以指挥家的身份在差旅中度过,他在几乎每个拥有现代音乐土壤的国度都留下过足迹。

   他去世后,世人对他的缅怀也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 (唐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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